活跃在连阳边区斗争的武工队（一）

2015-6-13 17:16

摘要 : 1948年5月间一个秘密的党组织会议在阳山县黎埠乡隔江村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潘耀霖、邝卓文、杨冠三、骆毅及我，中共连阳中心县委书记张彬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并宣布决定我和潘耀霖同志要转入农 ...

1948年5月间一个秘密的党组织会议在阳山县黎埠乡隔江村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同志有潘耀霖、邝卓文、杨冠三、骆毅及我，中共连阳中心县委书记张彬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并宣布决定我和潘耀霖同志要转入农村工作，准备组织武装斗争，同时对杨冠三提出退党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助帮，杨冠三也作了检查，承认了错误，表示收回退党意见。那时我和潘耀霖、邝卓文同志是在阳山县黎埠虎岗中学教书，公开职业是中学老师。

暑假来临了，学校的老师都准备回家探亲，我们也是以回家探亲为名，公开离校回广州，到了广州住在岑文彬同志所在的中学里，当我们听到我军胜利捷报频传时，心情异常兴奋。同时听到还要坚持五年斗争才能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我的心情更加不平静，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在广州住了一个星期，本想等潘同志一同回去的，但确实不能再等了，便独自一人秘密回到阳山黎埠，我回到黎埠骆毅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在路上也没有碰上熟悉的人。在骆毅同志家里住了两天，到第二天天黑时便上大田头山区，在一个贫苦农民陈火胜同志家里隐蔽下来。陈火胜同志一家五人，父母是一个善良老实的贫苦农民，年纪都在六十多岁了，还是很辛勤地劳动，他们一家靠在山上种杂粮和卖柴草度日。爱人陈嫂也是苦大仇深，觉悟较高的妇女，陈嫂原是广州市人，抗日战争时逃难到阳山和陈火胜同志结婚，有一个男孩叫陈玉科，很机灵，才十二岁，经常为我在门口放哨，那时我晚上四出串连发动群众，白天回到陈火胜同志家茅草房里睡觉，陈玉科是一个很好的小哨兵，有生面人来便会来报告。辛苦了一个晚上，白天还可以睡上安稳的一觉。陈火胜同志的一家，警惕性都很高，只要我在他家里总是有人在门口放哨，不是老太太就是小玉科，一天夜里，风在吹，狗在叫，人们在呼号，就在对面的山上，人家的狗被老虎抓走了。打老虎啊！老虎抓狗啊！就在这乱声中，我和陈火胜同志拿起木棍，不怕老虎，匆忙上路。那些羊肠小道我们艰难地走着；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两个月过了，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愉快，也不知疲倦，无论白天黑夜一样工作。山上的人们怪亲热的叫我老江，焦急希望地问：江帆同志，我们的队伍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分田分地、斗争地主恶霸？（江帆是我的化名）

工作进行很顺利。当时的山区工作没有学校那么复杂，那时的学校就是旧社会的一个缩影。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学校有进步组织和反动组织同时并存。就阳山黎埠虎岗中学来说，学校的董事长初是黎埠大地主、官僚资本家刘德宏。于1947年学校地党组织领导全体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把刘德宏赶下台，换了黄公汉做董事长，黄公汉是阳山县伪青年党书记，家庭是地主，本人抽大烟，是挂名的董事长，从不过问学校的工作。虎岗中学的校长初是邓其彦，后是邓国民。邓其彦为了竞选伪国大代表，自称是无党派人士争取选票，捞取资本，以便讨价还价，从中捞一手，其人见钱就要，见官就爬，善希阴谋诡计，他的弟弟邓公望是无恶不作的伪乡长（解放后被镇压了)。邓国民是阳山县伪民社党书记，家庭是地主，本人是大学生，政治上很反动。学校的教务主任初是共产党员岑文彬，后是文伟兴。文伟兴是伪国民党员，做过阳山县国民党县党部代理书记。学校三个年级三个班的班主任都是共产党员。一年级班主任是邝卓文，二年级班主是潘耀霖，三年级的班主任是我，那个时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有反动组织，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都可以公开宣传反动组织纲领，公开拉拢欺骗学生参加反动组织，唯独对我们共产党组织禁止活动，并且千方百计想破坏我们党的组织。我们共产党组织只能秘密宣传发展工作。我们发展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青年民主同盟”盟员都是很慎重，工作很细致的。“青盟”到解放后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为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保密工作极为重要，稍一不慎，暴露了组织将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反动的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宁愿错杀一千也不能错放一个共产党员。那时开展学生工作确实比较困难，而农村工作真是痛快极了，串连起来可以畅谈我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我党我军的伟大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可以痛痛快快地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贫苦农民真是一见知心，畅谈心里话。受苦农民倾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压迫的苦。通过宣传教育，群众的觉悟很快提高，迫切要求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希望我们的部队快来解放阳山，苦难的阳山人民多么盼望太阳出来啊！

我们的工作就这样开始了，通过个别秘密串连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分田分地，利用封建迷信习惯插香火宣誓参加组织，团结农民起来斗争。我们到山上的第二天晚上，和陈火胜同志分析了山区的情况，决定先串连受苦最深的老实可靠的农民张旺，找他谈心。我和陈火胜同志乘天黑人稀的时候走过难行的山区小道，到了张旺同志家里，陈火胜同志单刀直入的介绍说：“江先生专为我们贫苦人跑上山来，探望穷兄弟，宣传翻身解放的道理。”张旺同志听后，既高兴又热情，我们三个人一直谈到深夜，尽力的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和解放军的伟大及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与无能，残酷欺压人民的滔天罪行，指出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道路，团结受苦受难农民组织起来，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坚决斗争。张旺同志越听越高兴，向我们倾诉他受国民党地主恶霸的苦，强烈要求参加我党领导的农民分田分地会组织。第二天早饭后张旺同志找来香火，装了半碗清水，陈火胜同志作介绍人我作监誓人，张旺捏紧拳头，举起左手，跟着我一字一句念着誓词说：“我志愿参加农民分田分地会，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地主恶霸，分田分地，翻身解放，服从组织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誓死不变，永不叛党”。宣誓完毕将香火插在水中，这表示决心，永不叛党，如有变节，将如燃着的香火在水中一样的毁灭。宣誓后我和张旺同志紧紧握手，表示我们是同生死共战斗，同心同德的同志，张旺含着热泪，心情激动，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也是最幸福的一天。

陈友是水井山区洞头村的贫苦农民，带着家人远离家园到山里盖起茅房，住下耕山，中间有一小块地，就在这小块地里种玉米蕃薯，他们家的主食就是很稀的玉米粥，阳山人民叫麦羹，蕃薯送麦羹是主食，每天少不了的，到八月芋头新出就以芋头醮辣椒水送麦羹那就是很好的主食了。一天夜里我和陈火胜同志到他家里，高兴之余陈友同志到田里搞来玉米包，放在火里一煨就算是最热情招待的宵夜了。通过吸收陈友参加秘密组织，很快又串连组织发动了二十多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整个山区发展了一百多人参加农民分田分地会组织，为迎接阳山人民游击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我回黎埠山区工作不久，潘耀霖同志也从广州回来，见面时我将工作情况向他介绍后，他便到寨岗搞秘密组织，发动群众工作，工作了一个时期，正取得成绩的时候，又因病请假去了广州，直至武装斗争搞起以后，才和他的弟弟潘贻燊回來，潘贻燊参加了麦永坚同志的部队。潘耀霖同志仍回到寨岗负责组织工作。

阳山人民斗争烈火燃烧起来了，在中共连阳中心县委领导下成立阳山人民抗征自救大队。张彬同志任政委，梁天培同志任大队长。1948年9月副大队长麦永坚同志带一个中队到界滩水井山区来开展工作，群众听说我们的部队来到界滩非常高兴。我派人到界滩联系很快就联系上了，把部队带到山区大田头住下。我将山区情况会报后，进行了研究，决定了几项工作：第一，向地主筹款筹粮，收缴地主武装，武装自己，组织武装工作队，开展武装游击斗争；第二，打击反动地主恶霸，没收他们剥削农民的粮食物资，分配给贫苦农民；第三，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第四，组织民兵武装自己。就在当天，在大田头借了贰千斤粮食，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发动群众打击恶霸地主刘称没收他们残酷剥削农民的财产，一夜间就将几千斤粮油物资分完。刘称这个狡猾的家伙当时没有在家、没有抓到、后来我们包围过一次刘称，他负隅顽抗我们强攻炮楼没有攻下。邓华轩同志作战很勇敢，手上负伤还坚持作战。可是这一次也没有把他抓到，直到解放后才把他逮捕。通过对刘称的斗争，山区群众情绪非常高涨，不仅对整个黎埠影响很大，对寨岗也很大震动，寨岗群众积极分子，主动来山区找我们，要求部队迅速去寨岗，解放寨岗苦难的人民，要求参加农民分田分地会的群众更为热烈。我的武工队也迅速组织武装起来，并且发展很快，有的父母送儿子参军，有的妻子送丈夫参军。武工队很快发展到五、六十人，大队任命我为武工队指导员兼队长，我们的武器都是没收地主的，一部分是借用民枪，有些群众带枪参军。我们的武装发展扩大以后，又进行了整编，将好的枪支子弹和精干的同志编到麦永坚的主力队去。我武工队整编过几次，保留了一定的骨干力量。有些同志思想很不通，为了斗争需要，我还是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有些同志到了主力队不很适合，经过研究又调回我队。如张旺同志编到麦永坚同志的主力队后做炊事员老是不安心，要求调回我队，研究后调回我队，反而起作用，工作表现很好，因为他对地方情况很熟悉，和群众有密切联系，至阳山解放后曾经任过界滩乡乡长。经过几次整编，有的同志说我的武工队是“征兵队”。虽然整编过几次，队伍还是保持一定骨干，不过武器太差，但士气很旺，斗争精神很好，不怕艰苦斗志昂扬。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条件得到逐步的改善，后来逐步成为短小精干的武装队伍。